为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国政府向湖北省投入了大量医疗资源和医务团队。但同时，许多其他严重疾病的患者正面临着断疗断护的危机。
许多医院不堪重负，拒绝收治存在并发症的孕妇。同时，艾滋感染群体也面临着集体断药危机。
21岁的武汉大学生万如怡患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需要接受新一轮治疗，最后进行骨髓移植手术。“没办法，要治的话就得把她转到河北那儿的医院去。”母亲吴琼说。由于武汉封城，万如怡现在依旧住在武汉协和医院。医院只能给她做点化疗，开点止痛药——这已经是能提供的最好医疗条件了。得不到应有的救治，万如怡每天剧痛难忍，她开始有了自杀的念头。“我们不知道还能怎么办，”除了带她去河北，她说，“湖北到那边唯一的路现在也不通了。”
新型冠状病毒会引发Covid-19的急性呼吸道疾病，目前已经造成全球2000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在湖北省。为了抗击疫情，中国尽力将医疗资源调拨到疫情前线。但这也意味着许多医院将暂停常规治疗服务。
武汉卫生部门最近已经为非冠状病毒病患指定了若干家医院。许多志愿者都报名表示想要帮助这些医院与患者。然而由于医务人员和床位的持续短缺，以及当地愈发严格的封锁政策，如何进入这些医院，仍然是摆在大多数志愿者面前的巨大难题。
在武汉，35岁的孕妇梁女士患上了一种名为“抗磷脂综合征”的免疫系统疾病，这种疾病会增加血栓的风险。梁女士曾经流产，而现在看来，这次几率也很高。为了降低流产几率，她必须注射一种叫作依诺肝素的血液稀释剂，每天服用两次阿司匹林和其他药物。这些药剂剂量都必须由医生按时严格调整，但是她所在的医院已经关停门诊了。这样的局面不光是对身体的折磨，精神压力更使她每天无法入睡。“我每天都要在家里哭好多次，“梁女士上个月说，”不光是替我宝宝哭，也替武汉哭。”
最近梁女士正通过一个志愿者组织获得医疗指导。这个组织建立于二月初，旨在帮助五百多名孕妇提供医疗指导、医院接洽和交通工具。组织者徐慎说，他们已经帮助接生35名孕妇了。
与此同此，作为封锁措施的一部分，路障和检查点有利于抑制疫情的扩散，但也引发了获药困难的次生问题。
23岁的艾滋病毒携带者陈马松平时住在浙江，经营着一家商店。年前他回到孝感老家过年，但封城之后，他回不去了。陈马松感染艾滋已经有三年了，他每天必须准点服用两次药物：早上10点和晚上10点。回家之前，他带足了17天的药，不会少到没有安全感，也不至于多到让父母起疑心。但是他的库存也已经开始告急。要想取药，就得想办法离开他现在待的孝感农村，但在农村的严格封锁措施之下，怎么在这个熟人小村庄里跟人说明自己情况又是一个巨大挑战，他不敢冒这个险。“毕竟农村人不可能接受这种毛病。”他说。凌晨三点左右，陈马松偷偷溜出村，想到镇里的医院去。但一出去就被几个巡逻的警察和村民给抓了。因为晚上私自出门，陈马松差点被打。陈马松绝望了，顾不上隐私，他最终决定报警。幸运的是，警察替他保守了秘密，并帮他领到了药。
领到药的那天，陈马松的药物库存只够撑一天了。
其他人只能靠志愿者。
这天阴冷有小雨，志愿者周俊开车去接一位年轻的艾滋感染者，要带他去武汉几家有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医院。这位24岁的年轻感染者姓徐，他已经被困在家里几个礼拜，剩下的药只够吃两天。而去医院的公共交通早就已经切断，如果没有特别通行证，私家车也不能上路。出于隐私考虑，徐先生没有给出全名，他通过武汉LGBT中心找到了大学老师周先生带他开车出门。由于医生还没上班，他们在武汉皮肤病防治院等了两个小时。给省政府官员打了好几通电话后，徐先生终于被批准到医院取药。中国疾控中心上月敦促各地卫生部门保障艾滋感染群体的药物供应，但是到底下落实起来，仍然需要复杂的文书工作和电话沟通。
武汉LGBT中心组织者黄浩杰认为这是政府与医院间缺乏协调的体现。“这样真的不应该。”他说。
本文姓名均为音译。
徐先生展示他领到的HIV药物。随着库存告急，一名志愿者把他送到了武汉为数不多的几家有救命药的医院。
原文日期：2020年2月19日
原文来源：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翻译：Scarlett
校对：SQ
2019新冠肺炎-全球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