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监护室的工作人员（Sébasitien Ortola/AFP）
(人道报) — 33岁的艾丽丝接受了本报采访，她在巴黎一家大型公立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工作。她每天从晚上七点开始工作，一直到次日早晨七点结束。工作开始后，她再没空见家人，搭公交车上下班。对于法国政府的虚伪言论，她表现地很清醒，也很愤怒，因为法国当局连月以来都拒绝听取卫生工作者发出的警告。她为我们讲述了她的日常、她的愤怒和她的恐惧，以及她是如何承受这一切的。
二月中旬以来发生了什么变化？
艾丽丝：指示随着疫情的发展而变化。一开始我们从头到脚穿着防护服，进出就换。现在，我们一套上防护服和口罩就是十二个小时。我们的防护用品不再是一次性的了。我们套着防护服去储备室、搭电梯、甚至直接去洗涤间，因为我们甚至连放工作服的洗衣箱都没有……大家都很清楚，FFP2口罩的防护时长是六个小时。六小时之后，我们就知道干什么都可能被感染。
在这种条件下，您是怎么挺过来的？
艾丽丝：我告诉自己我还年轻，还健康得很，而且我还没和我家人碰过面。除此之外还有同事们、医生们给我鼓劲。我们会提早一个小时来，在医院院子里喝喝咖啡，聊聊天，再去上班。
您的工作组负责几张床？
艾丽丝：最开始我们负责20张床。最近新加了14张，这意味着我们就要超过一般能负责的限额了。如果这还要持续两个月的话，情况会很糟糕。我们怎么能撑得下去？精神上、肉体上，时时刻刻都绷着一根弦。一般来说，我在一次夜班要连续干12小时，有一回一周一口气干了24小时，还有一回干了48小时。从现在起每周就要工作六十个小时了。这样的加班有回报么？
您对政府的措施有何看法？
艾丽丝：我觉得来得太迟，很虚伪。政府会付钱？公立医院好几年都在受苦了。我们可以买上十亿个口罩，但这也掩盖不了人手的短缺。我很生气。当这一切发生在我身边时，我希望有人能够提供支持，希望人们能够站在我们这边上街为公共服务发声。我希望事情能够有所改变，即便我有点听天由命，忍气吞声……
您怎么看待接下来的几天？
艾丽丝：我担心死亡人数。一晚上要是有十个人去世，就会很棘手了。我们每个人都在各尽所能。我知道有些同事一直陪伴着他们的病人，直到生命的尽头，我不确定我做不做得到。我们需要通过电话知会家属，告诉他们不能去太平间，而且尸体已经掩埋，他们无法和遗体告别，也不能亲自下葬。应对家属、控制我们的情绪会很困难。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缺物资我是准备好了的。至于面对死亡、面对他们的家属，我还没有准备好。
病人的分流做的怎么样？
艾丽丝：自从物资开始短缺以来我们就在这么做了。目前，我们会优先治疗最危重的病人，但我们清楚我们救不了他们。我们都有一段时间没有接诊75-80岁的患者了。我们会考虑年龄、病情、剩余空间，最后由医生做出决定。但是，负责拔管的那一天，就要轮到我们去了……
原文日期：2020年3月26日
原文作者：Marie-José Sirach
翻译：尚羽
校对：晓哲
2019新冠肺炎-全球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