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P（德国自由民主党）政治家萨特尔伯格 图片来源：DORIS SPIEKERMANN-KLAAS
Tagesspiegel 每日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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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为什么没有早些叫停中国和伊朗等疫情严重区域的航班呢？为什么没有检测乘客的健康状况？我认为这种迟缓的行动是一种政治上的失职。
我得说现在不适合指指点点。在当前的危机中，我完全没有兴趣参与政治斗争。我们会竭尽全力支持负责部门。但之后我们总归要反思学习的。2012年时联邦政府的应急方案就是从非典疫情中总结的。
许多人说疫情后的联邦共和国（指德国）就不会再是原来那个了。您同意吗？
说实话吗？我现在最不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走运的话，已经熬过了疫情的四分之一，即感染数大幅增长的阶段。而现在就开始有预言家冒出来胡诌世界的未来。
我听闻未来属于人道资本主义，我读到人们重新发现独处和放缓发展的意义。什么目前的经济模式已经实行了太久，诸如此类的话。这些都是中世纪就存在的陈词滥调，这些“改变世界的人”不过是借新冠肺炎又把老一套搬了出来。我拒绝深入思考这些东西，我没时间。
那您在忙着做什么呢？
我忙于尝试在保护易感染人群和解除对人们自由的种种限制这两件事之间取得平衡。
我担心妇女庇护所会人满为患。隔离滋生了家庭暴力，无数儿童也处于危险之中。疫情爆发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社会的一部分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而现在我们正将他们关在封锁的空间中。
还有其他事让我烦恼：在最坏情况下，德国到底能组织多少次1.5万亿美元的抗疫救助，包括怎样维持联邦的整体担保框架？如果我们坚持几个月最极端的方案，全面测试民众，最后却经济崩溃的话，那只能祈求好运了！
我们现在必须开始考虑怎样合理摆脱经济停滞，停止全社会范围的隔离。这些故作高深谈论疫情后发展的人们，他们正写着乌托邦风格的博客，因为现在他们不用演讲，我们的社会就已经瘫痪停摆了。
Leopoldina此前建议人们几周后逐步解除隔离，在控制下恢复公共生活。那将会是怎样的情景？
目前在韩国有五百余所检测诊所或驶入式监测站——就像一些麦当劳门店一样，人们几分钟内就可以完成病毒检测。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大规模检测机构。如果检测结果只需要等几分钟，就可以每天确定哪些人可以工作哪些不能了。
为何德国还没有采用“代表性采样”来直观了解新冠病毒的实际传播情况呢？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的负责人承诺，我们很快就会做好准备这样做。在我看来，除了官僚主义之外，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的工作。根本问题是联邦政府到底在什么数据基础上制定限制人们自由的政策。
当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家几周以来能比RKI更快更准确地记录感染数，这让我相当烦躁。与RKI相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可能利用了大数据。我们缺少实际的数字，因此在评估实际的潜在风险时可能得出不同结论。这可不仅仅是德国的问题。
您的意思是？
即便其他国家确实有“代表性采样”，也很可能并没有公布数据，导致国际上的数据不太可信。
德国喜欢自称为革新大国。那么德国在本次疫情中是否扮演了一个富有创新性的角色呢？
之前我和巴斯夫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布鲁德穆勒一起参加了巴斯夫和U15高校联盟组织的活动，他称十到十五年前公司一半的研究在德国进行，如今只有三分之一在德国本土。其余的在美国和亚洲进行。这也意味着当今世界顶尖人才的分布。
我们所说的是生物科技的核心部分。和人工智能、航天一样，生物科技是未来最关键的领域之一。但我们在德国自世纪初开始妖魔化了这些领域，绿党，尤其是当时领头的的尤尔根·特里汀（JürgenTrittin）要为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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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JAN-MARTIN WIARDA
翻译：DSO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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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新冠肺炎-全球报道 